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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，北京城的雪尚未停歇，紫禁城却已从国丧的悲恸中悄然转入一场无声的权力角力。
两宫新丧，三岁的溥仪虽已登基，改元“宣统”，但真正执掌国柄的，是摄政王载沣。他年仅二十五岁，面容清癯，眼神中却透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重。每日清晨，他需先到乾清宫光绪灵前上香，再赴皇极殿慈禧灵前叩拜，然后才回军机处处理政务。他的案头堆满奏章，多是地方督抚催饷、新军哗变、革命党活动的急报，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。
而最让他寝食难安的，是袁世凯。
这位北洋大臣手握重兵，节制六镇新军，门生故吏遍布朝野。光绪临终前那句“袁世凯不可信”，如利刃般悬在载沣心头。他深知，若不除此人，大清的兵权终将旁落，自己这个摄政王不过是个空架子。
然而，杀袁？他不敢。
袁世凯虽为汉臣，却深得军心。北洋六镇将士，多是他一手提拔，视他如再生父母。若贸然诛杀，恐引发兵变，非但保不住江山，反而会加速王朝的崩溃。
载沣并非无谋之人。他自幼在醇王府中接受严格教育，熟读史书，深知“功高震主”的道理。他更清楚，袁世凯绝非曾国藩、李鸿章那样的忠臣。此人野心勃勃，善于权变，早在戊戌年便因出卖光绪而获慈禧重用。庚子国难时，他任山东巡抚，非但未与洋人开战，反而与列强达成“互保”协议，保全了山东一地，却也暴露了其“以夷制夷”的投机本性。
如今，袁世凯官至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，位极人臣，权势熏天。载沣每每在朝堂上看到他那副谦卑却难掩锋芒的面孔，便如芒在背。
就在载沣犹豫不决之际，张之洞来了。
这位湖广总督刚从武昌赶回北京，风尘仆仆。他跪在养心殿的金砖上，声音沙哑却坚定：“摄政王，袁世凯可罢不可杀。”
“为何？”载沣急切地问。
张之洞叩首道：“杀袁，则北洋乱；乱则京师危；京师危，则宗庙社稷不保。以‘足疾’为由，令其开缺回籍，名正言顺，不伤和气，亦不伤军心。”
载沣沉默良久。他知道，张之洞所言，是老成谋国之论。
他想起自己的父亲醇亲王奕譞。当年奕譞曾与李鸿章共掌海军，深知兵权之重。父亲临终前曾告诫他：“兵权者，国之命脉也。不可轻授，亦不可轻夺。”
如今，他要夺袁世凯的兵权，却只能用“足疾”这样一个近乎荒诞的理由。
但这理由，并非载沣凭空捏造。袁世凯早年在朝鲜作战时，确曾因坠马伤及右腿，每逢阴雨天便疼痛难忍。载沣正是抓住这一点，以“体恤老臣”为名，行削权之实。
然而，朝堂之上并非无人反对。庆亲王奕劻便私下对载沣说：“袁世凯乃国之柱石，骤然罢黜，恐失人心。”奕劻与袁世凯素有往来，袁曾多次向其行贿，两人关系匪浅。
载沣冷冷道：“庆王若为袁氏说项，便是与国为敌。”
奕劻闻言，不敢再言。
十二月十日深夜，载沣独自来到乾清宫西暖阁。这里曾是光绪皇帝被囚禁的地方。他跪在光绪灵前，喃喃道：“皇阿玛，儿臣今日要为您除一大患。袁世凯虽未明反，但其心已不可测。儿臣若不除他，恐您毕生心血，终将付诸东流。”
次日清晨，一道圣旨自养心殿发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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