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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年的光阴从指缝里流去了，窦乂在那浓荫如盖的国子监里，长成了一个翩翩少年。皎美的面容、修长的身姿、儒雅的谈吐，一举手，一投足，就让长安街上的大姑娘、小媳妇沉醉得五迷三道。尤其是那场大病之后，他脸上总是带着几丝潮红，正所谓“不搽胭脂自来红”，衬着白皙的脸庞，让人怜爱顿生。只要他一个人走在街上，突然就会有姑娘跑过来，塞给他香包、手绢、纸扇，或者几颗时令的水果、或者是一包麻糖。每逢这种情况，窦乂总是谦恭地弯腰拱手行礼，连声致谢，而那些姑娘则更加激动，甚至有人哭得一塌糊涂。坊间还流传着一句话：“如果能跟窦乂郎春风一度，不惜用黄金打造等身金像相赠。”据说，说这话的是长安城里最著名的风流女人――玉真公主。
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杜府的二公子，央人前来提亲，可一了解到他只是寄养在此的外戚，而且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，便都客客气气地告辞了，再也没有下文。窦乂听说这些事，才深深体会到朱三所说的“富而不贵”的“贵”字的含义。对于这座繁华的城市，他不过是个外人，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长安人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舅舅的设计很好，国子学毕业后当官发财，再也不要像窦氏的先辈那样吃兵粮，亡命边疆。可是窦乂更清楚自己的情况，其他同窗都是七、八岁开蒙，入国子监之前多多少少学过几年，而自己几乎是目不识丁便进来了，这中间的差距，可能就是一生的差距，不是想补救就能补救得来的，他早就输在了起跑线上。只怕自己在升官这条路上，要让舅舅失望了。
在国子监这四、五年的读书生涯中，他的心境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在扶风时，他一直梦想能从土地里刨出一个金疙瘩，而现在，他无时不在想，用什么办法能赚个金疙瘩。他曾想转学到算学堂去，怕舅舅反对，只好作罢。他偷偷去听了几次课，发现先生所讲的算法，对他来说，就是小菜一碟，根本不用再去学习，他甚至都能当先生。他对计算无师自通，对数字有着天然的喜爱，经商的念头是越来越强烈，但在一片子曰诗云中，他根本没有发挥的余地，只能等待时机。
这几年的学堂生活可以说是波澜不兴，大事没有，小事不断，在窦乂、杜景、丁庸、张子驹之间上演了许多啼笑不得的闹剧。
丁庸的父亲是司农寺的少卿，年少时风流无度，流连于花街柳巷，被烟雨楼的一个伎女缠上脱不得身，只好娶回家做妾。这小妾也很挣气，没过两年就生下丁庸，虽然这儿子长得獐头鼠目，实在上不了台面，但不影响这小妾侍宠而娇。那正妻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因为与宗室有偏亲，曾得过朝廷封号，一纸状子告上大堂，丁庸的父亲便连降四品，贬到近畿之县盩厔做了一个八品县令。
留在家里的丁庸母子俩便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，不但丁庸成天被几个哥哥打得鼻青脸肿，那小妾也生不如死。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，丁庸的心理被彻底地扭曲，强烈的自卑与自尊集于一身，他恨所有的人，只要看到别人比他好，便想方设法地使坏。他与人说话，从来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，如果他看不惯对方，一低头就是一条坏主意。他娘的贴身丫环，在他受哥哥欺负时经常回护，他为了钱竟恩将仇报，将那丫环卖进娼门。在堂里他与张子驹关系最好，经常到张子驹串门，他竟然将张子驹阿婆的手镯骗去卖钱。杜景本来就不喜欢学习，经常装病逃课，有时候还翻墙出去打马球，这丁庸便向先生打小报告，害得杜景罚站、挨戒尺。
曾有一段时间，杜景成了他的天敌，一到放假，他便像老鼠一样，飞快地窜出监门向家逃去；杜景便飞快地追上去，有时候追上几个街区，非把他打得鼻青脸肿才回家。他不敢报复杜景，就向窦乂下手。在窦乂的板凳上钉子，向面盆里撒尿，往饭碗里吐唾沫等等，几乎是无恶不作。杜景知道了，对他又是一阵痛殴，如此周而复始。丁庸这种人就是一个贱骨头，前痛未消，又开始骚扰和挑逗杜景、窦乂，似乎三天不挨打心里就难受。
窦乂出落成一棵临风玉树，那张子驹更是不能自已，尽管有杜景的强力保护，他不敢直接骚扰窦乂，但明里暗里，始终像影子一样尾随着窦乂。窦乂见了他远远躲开，他则像一个死了丈夫的小寡妇一般，远远地哀怨地望着窦乂。
最近长安城里出了一个大新闻，引得街谈巷议，好不热闹，也让张子驹的人缘一落千丈。张子驹的舅舅李林甫有三贪，贪官、贪财、贪色。当时长安城里的卖春生意全集中在平安坊，为了招妓方便，他还特意将家安在了平安坊。召妓在当时的文人中并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，反而还有几分风雅的味道。但李林甫品味太重，召妓不说了，却招了一个老鸨；招个老鸨倒也罢了，竟然还买了一处院子，将他包养了起来，这一包就是十来年。老鸨年经越来越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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