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茫戈壁、雪山荒漠，抛头颅洒热血，家中妻儿却时常衣食无着！如今吐蕃在西域动作频频，朝廷再不援手，只怕……”
王方翼抬手止住了他的话，眼中闪过一丝疲惫，随即又被坚毅取代：“抱怨无用。朝廷指望不上，我等只能靠自己。” 他走到悬挂的巨大西域地图前，手指划过龟兹、于阗、疏勒、碎叶，“安西四镇，乃太宗、高宗皇帝百战而得，绝不能丢在你我手中！”
“传我将令，” 王方翼转过身，语气斩钉截铁，“其一，从即日起，龟兹、于阗两地，加征商税，特别是过往粟特、波斯商队，税额提高两成。所得钱帛，半数入库，半数即刻用于招募本地蕃汉勇士，充实戍兵。其二，疏勒、碎叶方向，加大与突厥残部、葛逻禄诸部的贸易，用丝绸、茶叶、瓷器，换取他们的战马、皮革，必要时……甚至可以交换一些铁器。告诉他们，吐蕃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其三，派人前往焉耆、高昌等地，联络当地豪酋，许以重利，务必使其不倒向吐蕃。其四，军中工匠，全力打造箭矢、修缮城防，储备擂木滚石。粮草，向境内农户征购，可按市价，但必须足额！”
一道道命令发出，涉及征兵、征税、外交、物资筹备，完全是独立的军政运作。朝廷的诏令在这里，更像是一种遥远的象征，实际的生存和防御，全靠王方翼和他的将领们在当地的经营和决断。他们掌控着军队，影响着地方行政（安西都护本身就有管辖羁縻州的权力），支配着有限的财政收入（主要靠中央拨款和地方税收、贸易），甚至进行着事实上的外交活动。朝廷对此，很多时候也只能事后追认。
一名蕃人将领犹豫道：“都护，加征商税，恐惹商旅怨言，影响丝路贸易。与突厥、葛逻禄交易铁器，更是朝廷明令禁止的……”
“顾不了那么多了！” 王方翼断然道，“商旅怨言，总比城破人亡好！至于铁器……非常之时，行非常之事。若安西不保，丝路断绝，朝廷连一个铜板的税收都收不到！一切责任，本都护一力承担！”
在远离帝国中心、强敌环伺的安西，王方翼这样的节度使（副都护行节度使之实）拥有的“便宜行事”之权被放大到了极致。他们不仅是军事统帅，更是事实上的统治者，其决策直接关系到一方存亡，对中央的依赖和敬畏，在生存压力下，不可避免地变得淡薄。
而在帝国的北疆，朔方节度使治所灵州（今宁夏灵武）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
朔方节度使李多祚，出身契丹酋长，归附唐朝后累立战功，镇守朔方多年，抵御突厥、回纥，威名赫赫。与黑齿常之的严整、王方翼的孤忠不同，李多祚在朔方，更像是一个高度自治的藩王。
灵州城内，最气派的建筑不是刺史府，而是节度使府。府内不仅有庞大的幕僚机构处理军政，还有专门负责与草原各部贸易的“互市监”，有管理境内屯田的“营田使”，甚至有自己的“法曹”处理汉胡纠纷。李多祚麾下，除了朝廷编制的边军，还有大量直接效忠于他个人的“义从”、“家兵”，多为契丹、奚、室韦等部族勇士，骁勇善战，唯其马首是瞻。
朝廷的赋税，经过朔方时，往往会被“合理”地截留相当一部分，名目繁多：补充军需、修缮烽燧、抚恤战殁、犒赏将士……朝廷的使者，往往也只能拿到一份制作精良、数据详实的账册，至于实际用了多少，只有天知道。而朔方本地的盐池、马场、以及与草原部落繁盛的贸易（包括一些朝廷明令禁止的物资），更是为李多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源。
李多祚本人，与当地豪强、归附部族首领关系密切，互通婚姻，利益交织。他的一句话，在朔方比圣旨更管用。刺史、县令的任免，虽然名义上需经朝廷，但若不得李多祚首肯，几乎难以立足。对于朝廷，李多祚保持着表面上的恭顺，按时进贡一些战马、皮货，对朝廷的诏令，合意的就执行，不合意的就阳奉阴违，或者以“边情特殊”为由推脱更改。
“长安？” 在一次与心腹的夜宴中，微醺的李多祚把玩着夜光杯，嗤笑一声，“长安的贵人，只知道在朝堂上争权夺利，在诗酒中醉生梦死。他们可知道这塞北的风雪有多冷？可知道突厥、回纥的刀有多利？这朔方千里之地，是某和弟兄们一刀一枪，用血换来的！某在这里，就是王法！只要某不反，按时送些马匹奴婢去长安，朝廷还能把某怎样？这天下，离了某等边将，他们坐得稳那龙庭？”
话语中，是边陲重将的骄横，是实力带来的底气，更是对中央权威事实上的漠视。在朔方，军、政、财、法，乃至部分人事权，已高度集中于李多祚一人之手。朝廷的统治，在这里被一层层过滤、稀释，最终变成一种象征性的存在。
从陇右到安西，再到朔方，尽管具体情况各异，但“节度使势大”的趋势却如出一辙。 他们掌握着精兵（尽管兵员素质参差，但久经战阵，且对主将的忠诚度往往高于对朝廷），控制着地方财政（以各种名目截留、自筹），干预着行政司法，甚至影响着官员任免。在各自的辖境内，他们就是土皇帝，形成了一股股强大的、半独立的地方势力。
长安的朝堂上，并非无人看到这隐患。李瑾的奏章，一些御史的弹劾，都曾指向这一点。但每次，都被“边情紧急”、“事急从权”、“大将镇边，当专阃外”等理由搪塞过去。朝廷需要他们抵御外侮，稳定边疆，在府兵制崩溃、中央军力不足的情况下，不得不依赖这些边将。而边将们也利用这种依赖，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，形成了一种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。
当相王李瑾在府中，再次翻阅着来自各边镇的奏报和密探传回的信息时，他的眉头越皱越紧。 黑齿常之在陇右的“事急从权”，王方翼在安西的“自行其是”，李多祚在朔方的“听调不听宣”……一桩桩，一件件，都指向那个他最为担忧的未来。
“军、政、财、法，四权合一，渐成国中之国。” 李瑾放下文牍，对坐在对面的杜先生长叹一声，“此非将帅之过，实乃制度之弊，时势使然。然其势已成，尾大不掉。如今朝廷威权尚在，他们或可恭顺。一旦中央有变，或外患加剧，这些手握重兵、钱粮自筹的节帅，谁可制之？安西之困，恐非外患，实为内疾之先兆啊！”
杜先生默然，片刻后道：“王爷所虑极是。然则，积重难返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朝中诸公，多认为边镇虽有小弊，然维稳为重，不宜轻动。且……太子殿下似乎也倾向于维持现状，不欲激起边将变故。”
李瑾望向窗外阴沉的天色，缓缓道：“痈疽不挑破，只会越烂越深。待到痛彻骨髓，便无药可医了。安西的烽火，或许能烧醒一些人。只是不知，是醒来得快，还是火烧得快。”
他心中清楚，节度使坐大，已成帝国躯体上一颗巨大的毒瘤。要切除它，必将伴随剧痛和流血。但若放任不管，终有一日，这毒瘤会要了整个帝国的命。而留给他的时间，似乎越来越少了。安西的急报，或许就是那最后一根***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