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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绪二十一年四月，北京城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焦灼。《马关条约》的消息如同瘟疫般传遍街巷，割台湾、赔巨款、开商埠……每一个字眼都像一把刀，刺在士人的心上。
就在此时，一位广东举人康有为，携弟子梁启超，联合十八省在京应试的举人，共一千三百余人，联名上书光绪帝，史称“公车上书”。
康有为彻夜未眠，在松筠庵的破屋里挥毫疾书。他的笔锋如刀，字字泣血：
“窃闻与日本议和，有割地赔款之说，不胜痛心！今敌势日盛，紧逼不懈，割一省则失一省，割天下则亡天下！……非变法不足以救国，非维新不足以图存！”
“皇上若决意变法，请先下罪己之诏，以示悔悟；次开制度局，议定新法；再遣使游历各国，考察政体；最后明定国是，宣布维新。”
这封《上清帝第二书》，不仅是一份政治请愿书，更是一篇振聋发聩的救国檄文。它道出了无数士人心中积压已久的悲愤与希望。
四月初八，一千三百余名举人齐聚都察院门前，手捧奏章，跪地请愿。他们衣衫朴素，神情坚毅，有的甚至带着干粮，准备长跪不起。一时间，都察院外人声鼎沸，哭声、喊声、议论声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股撼动紫禁城的力量。
“拒和！迁都！变法！”的口号声，如潮水般涌向宫墙。
消息传入养心殿，光绪帝正批阅奏章，闻讯后，手一抖，朱笔落在纸上，晕开一片刺目的红。他立刻命人将奏章呈上来。
当他读到“割地之事小，亡国之事大”时，再也抑制不住，泪如雨下。他想起甲午海战中沉没的定远、镇远舰，想起旅顺屠城中惨死的百姓，想起自己被软禁瀛台时的无力……这封奏章，仿佛是他内心最深沉的呐喊。
“传旨，”他声音沙哑却坚定，“召见康有为、梁启超！”
可旨意刚出，便被慈禧的懿旨拦下：“皇帝近日精神恍惚，恐为邪说所惑。着即日起，凡外间奏疏，未经园中批阅者，不得呈递。”
更令人震惊的是，都察院以“举子干政，扰乱朝纲”为由，拒收了这份千呼万唤的上书。
消息传出，士子哗然。梁启超站在都察院台阶上，振臂高呼：“朝廷拒谏，是自绝于天下！”
康有为仰天长叹：“国之将亡，必有妖孽。今太后阻塞言路，皇帝不得亲政，我辈虽有热血，奈何门路不通！”
然而，光绪并未放弃。他深知，若连士人的声音都无法传递，大清便真的没救了。
他趁慈禧在颐和园看戏之机，秘密召见了翁同龢。
“朕欲变法，”光绪开门见山，“可内外臣工，多为守旧之辈，如何推行？”
翁同龢跪地叩首：“皇上，变法需得人。康有为、梁启超虽为举人，然其志可嘉，其才可用。可先召入宫中，以备顾问。”
光绪点头：“朕亦有此意。可如何避开太后耳目？”
翁同龢沉思片刻：“可借‘懋勤殿’之名，召天下英才，共议新政。懋勤殿乃康熙爷旧制，太后亦无法反对。”
光绪眼睛一亮：“好！就依老师之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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