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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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明宇的律师事务所在一栋老旧的写字楼里,电梯运行时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音,像随时会卡住。我按了七楼,电梯缓慢上升,狭小空间里的灯光忽明忽暗。

七楼走廊的尽头,一扇磨砂玻璃门上贴着褪色的金字:“明宇律师事务所”。推门进去,前台空着,办公室里只有两张办公桌,其中一张堆满了卷宗。赵明宇从另一张桌子后站起来,他比去年聚会时瘦了些,眼镜后面是明显的黑眼圈。

“林静,快请坐。”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,转身从饮水机接了一杯水递给我,“你说需要律师,怎么回事?”

我把文件袋放在桌上,抽出起诉书递过去。

赵明宇接过,推了推眼镜,快速浏览。他的表情从疑惑变为惊讶,最后凝固成一种复杂的严肃。看完后,他抬头看我:“你妹妹林薇?那个你去年来聚会时说在英国读博士的妹妹?”

“嗯。”我点头。

“她要告你侵占父母遗产?”赵明宇的声音里满是不敢置信,“八十七万?全部?”

“全部。”我说。

赵明宇摘下眼镜,揉了揉鼻梁:“你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一遍,越详细越好。”

我从父母去世开始讲起,讲到那八十七万,讲到林薇的留学,讲到六年间一笔笔的汇款,讲到三个月前最后一笔五万,讲到昨天那通电话和今天的传票。讲述的过程中,我的声音一直很平静,像在说别人的故事。

讲完后,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。窗外传来马路上的汽车声,远处施工的敲击声,还有楼下小吃摊的叫卖声。这些日常的声音此刻显得格外清晰。

赵明宇重新戴上眼镜,打开我带来的文件袋,先翻看蓝色笔记本的复印件,一页页,看得很慢。然后他开始看银行流水,那两百七十三页纸,他花了将近半小时才粗略翻完。

“这些转账,”他抬头,“都是你自愿的?”

“自愿。”我说,“但当时的情况是,如果我不转,她就没法继续学业。每次都说最后一次,每次都有新理由。”

赵明宇点点头,手指敲击着桌面,这是他在思考时的习惯动作,高中时就这样。

“从法律上讲,”他缓缓开口,“你妹妹的主张有一定依据。父母遗产属于你们二人共同所有,你单方面动用全部遗产用于她的留学开支,虽然出于‘资助’目的,但确实构成了对她那部分遗产份额的处置。她可以主张你侵犯了她的继承权。”

我的心沉了一下。

“但是,”赵明宇话锋一转,拿起银行流水,“这里的关键是,你动用的远远不止遗产部分。八十七万遗产全部用于她的留学,而你自己额外转账了……”他快速计算了一下,“六十六万七千六百元。这属于你的个人财产,是你对她的赠与。”

“赠与?”我重复这个词。

“对,赠与。”赵明宇点头,“这部分钱,她如果要主张返还,需要满足特定条件,比如赠与附义务而她未履行,或者你有证据证明她在索要这些钱时存在欺诈、胁迫等情形。否则,赠与一旦完成,很难要回。”

他顿了顿,看着我的眼睛:“林静,我直说吧,这个案子如果只打遗产部分,你妹妹确实占理。但如果把所有这些转账放在一起看,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六年来,你不仅把父母的遗产全部花在她身上,还搭上了自己的大半积蓄。她现在学成归来,第一件事不是感谢,而是起诉你要回遗产——这在道德上会让她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。”

“道德在法庭上有什么用?”我问。

“有用。”赵明宇认真地说,“法官也是人。尤其是这种家庭内部纠纷,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。如果能证明你妹妹的行为严重违背公序良俗,法庭可能会在遗产分割上对你倾斜。”

他翻了翻起诉书,指着其中一页:“你看这里,她主张你‘恶意侵占’,这属于比较严重的指控。如果这个指控不成立,反而证明她是在明知你为她付出巨大的情况下,仍然选择起诉,那么法官对她的印象会大打折扣。”

我沉默了一会儿:“我需要做什么?”

“第一,整理所有证据。转账记录你已经有了,这是最重要的。但还需要其他佐证,证明这些钱确实用于她的留学开支。比如她的学费单据、住宿合同、生活开销记录等等。”

“我没有那些。”

“想办法拿到。”赵明宇说,“第二,寻找证人。有没有其他亲戚朋友知道这六年来你一直在资助她?”

我想了想:“亲戚们都知道。父母刚去世时,几个叔叔姑姑还劝过我,说没必要把所有钱都投在她一个人身上。”

“联系他们,看是否愿意作证。”赵明宇说,“第三,也是最重要的——沟通记录。微信聊天、短信、邮件,所有她向你要钱的记录,以及你承诺给钱的记录。”

我把手机递过去,打开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屏。

赵明宇滑动屏幕,看了大约五分钟,然后叹了口气:“这些很有用,特别是她承诺回国后还钱的部分。但最好能有更直接的证据,证明她在要钱时存在夸大或欺骗行为。”

我犹豫了一下,打开旧手机,点开一条录音文件。

林薇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响起:“姐,我真的撑不下去了。导师说我的论文必须去美国参加一个研讨会,不然毕不了业。机票加住宿要八千镑,我实在没办法了……姐,求你了,这是最后一次,真的最后一次。等我毕业找到工作,一定把这些年花的钱都还给你,我发誓。”

录音结束。

赵明宇盯着我手里的旧手机:“这样的录音还有多少?”

“几百条。”我说,“从她出国第二年开始,每次她要钱,我都会录音。一开始是怕自己忘了答应转多少钱,后来……后来不知道为什么,就习惯了。”

赵明宇的眼神变得复杂,有同情,也有敬佩:“林静,你比我想象的要……谨慎。”

“不是谨慎,”我轻声说,“是害怕。我怕有一天她不认账,怕有一天我什么都没了,连个凭证都没有。”

办公室里又安静下来。赵明宇站起身,走到窗前,背对着我站了一会儿。窗外是城市的黄昏,霓虹灯开始一盏盏亮起。

“这个案子我接了。”他转身,走回桌前,“但我有个条件——你不能对我隐瞒任何信息,无论多难堪、多私密。还有,你要做好心理准备,官司一旦开打,你们姐妹关系可能就彻底破裂了。”

“从她寄出起诉书的那一刻起,就已经破裂了。”我说。

赵明宇点点头:“那好。我们先确定策略。你妹妹的律师是王浩然,我听说过他,京城来的‘精英律师’,专打这种家庭财产纠纷,风格……比较强势。他肯定已经准备好了完整的证据链和诉讼策略,而且会充分利用你妹妹作为‘海外归来弱势方’的身份。”

“弱势方?”我忍不住冷笑,“一个剑桥博士,一个精英律师未婚夫,起诉一个在批发市场开服装店的女人,谁是弱势方?”

“在法庭上,身份可以塑造。”赵明宇认真地说,“他们会强调你作为姐姐,掌控了全部遗产,而她作为妹妹,在国外孤苦无依,对你的财务处置一无所知。他们会把你塑造成一个利用妹妹不在国内而侵占财产的恶姐姐。”

“那真相呢?”我问。

“真相需要证据来证明。”赵明宇拍了拍那沓银行流水,“这些是第一步。但还不够。我们需要更多。开庭时间是下周三,只有五天时间。这几天,你要做几件事。”

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笔记本,开始写清单:

“一,整理所有录音,把涉及要钱和承诺还钱的部分单独标注出来,转成文字稿。

二,联系亲戚,争取至少两人出庭作证。

三,去学校、银行、社区开证明,证明父母去世后,你是实际的家庭负责人。

四,最重要的——想办法拿到林薇在英国的消费记录,证明她并非如她所描述的那样‘窘迫’。”

“第四点怎么可能做到?”我问,“她在英国,我怎么拿得到?”

赵明宇放下笔,看着我:“林静,你妹妹回国了,对吗?”

“对。”

“她有社交账号吗?Instagram、Facebook、小红书、微博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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